01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先行处置概述：问题的提出
2006年11月23日，公安部召开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题新闻发布会，首次提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，即涉及众多的受害人，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，常见的犯罪活动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传销、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。2018年以来，实践中又有“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、‘套路贷’、非法集资、电信诈骗等新型经济犯罪”的提法。
总体而言，该类犯罪因被害人（集资参与人）众多而著称，成百上千极为常见，“易商通”等案集资参与人达数十万的并不鲜见，除了人数之“众”，该类案件的涉案财物数额亦“众”，“普林金融”等案涉案金额逾百亿，因此，该类案件又被称为“双百”案件。
人数与金额的双重之“众”，决定了此类案件相较于普通经济犯罪案件而言，面临更大的查办难度和舆情压力：
一方面是被害人（集资参与人）报案时间不一致，有的甚至在案件判决执行之后才报案，对已经处置完毕的涉案财物“望洋兴叹”；
另一方面是为及时化解社会矛盾，对涉案财物的先行处置后，被处置的财物经查证与案件无直接关联，权利人请求救济“道阻且长”。
因此，有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案件在法院判决前不宜处置涉案财物，特别是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。
因为，实践中存在侦查过程中就派人对企业进行接管，将核心资产进行转让，有的将涉案财物拍卖、变现后直接就所得价款进行返还或清偿，而在法院宣告无罪或认定被处置的财物并非涉案财物时，却无法恢复原状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，甚至会出现将无罪案件按有罪处理的极端情况。
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，涉众型经济犯罪特别是非法集资、电信诈骗类案件，被害人（集资参与人）的涉案财物能否及时返还，对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起着重要作用，应根据被害人（集资参与人）的实际情况，及时返还。
两种观点，从实质上分析，并不是零和博弈，恰恰体现了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应兼顾被害人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及涉案财物权利人多个方面的利益，依法依规处置。纵观刑事诉讼法、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有关规定，虽然，涵盖了涉案财物的处置程序、提前处置的范围、条件和审批要求，但是，这些规定不够明确或者具体，错误处置的救济、追责机制不健全。
02问题的诉讼构造角度分析：审前阶段裁判方缺位
2017年，两高《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逃匿、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公布施行，2018年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正案确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、刑事缺席审判等制度，备受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关注。
2020年两高、公安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》，办案单位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，对符合权属关系清楚、返还不影响诉讼活动进行等条件的涉扶贫领域财物实现真正“快”速返还，促使扶贫款物尽“快”发挥效能，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。
这些规定，对于及时挽损、维护被害人（集资参与人）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作用，但是，将涉案财物的处置权交给审判机关以外的办案单位，在诉讼构造角度来看，属于审前阶段裁判方缺位。
如何确保法律规范高效实施的同时，确保制度实施的程序和实体公正，是涉众类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处置需寻求的动态平衡。
03问题的救济路径探析：程序与制度规范维度的思考
（一）救济程序之完善
一是及时通知程序。“救济的前提是知情。决定处置涉案财物后，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，应当将处置的原因及计划，依法通知财物所有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。”[[1]]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对于发现对物强制措施、速返还等方面存在错误的，由作出决定机关及时纠正；侵犯财物权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18条及有关规定处理。
二是设立执行回转程序。可参照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33条之规定，设立错误处分涉案财物的执行回转程序，使救济程序更规范。
三是共同监管第三方托管程序。2020年9月挂牌成立的“北京市公安局涉案财物管理中心”，提取、保管、流转和处置全流程纳入信息化管理之中，显然更侧重对“静态”财物的有效管理，而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的保值、增值意义重大，因此建立专业的第三方托管程序，公检法机关对于托管机构的资质审查、托管过程中涉案财物的保值增值等方面共同监管模式，实为必要。
（二）相关制度之完善
一是完善听证制度。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案财物的范围不仅限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财产，还包括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，而对涉及股权等复杂债权债务关系纷争，邀请金融机构事务专家、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与听证，能有效弥补办案机关相关领域知识的不足，保证程序正当性及专业性。
为充分发挥听证制度效能，应在明确听证案件范围、受邀参加听证主体、听证前有效通知听证人手段、未能参加听证利害关系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做详细规定。
二是促进企业合规制度。刑事程序对企业的影响是重大的，可探索将暂缓起诉制度适用到涉案企业处理中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规，可以作为检察机关提出从宽量刑情节、甚至作出暂缓起诉的依据。
其实，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，最重的制裁手段均规定在刑法之中，而对于单位犯罪则不然，单位犯罪的“死刑”（吊销营业执照）和“自由刑”（责令停产停业）都规定于行政处罚之中。
因此，采用行政合规的思路，仍然可以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来激励企业建立合规计划，做好内部控制。
[[2]]三是规范交接制度。职务犯罪案件涉案财物规范处置，需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沟通协作，互相支持。
人民检察院在移送案件时，对于已返还涉案财物的，要随案移送返还清单、说明返还理由并附证据材料，保证返还清晰、有据可查；
对于未返还涉案财物的，要随案移送相关财物，并列明权属情况、提出处理建议并附证据材料，为法院办案环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；
对于依据《量刑意见》第6条之规定建议判处财物刑，提出确定数额的，超出确定数额部分的要及时依法返还；
对裁判认定财物刑数额不足部分要及时依法追缴。
[[1]] 吴美满，庄明源：《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检察监督——以网络平台非法集资案件为例》，载《人民检察》2019年第22期。
[[2]] 田宏杰：《刑事合规的反思》，载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年第2期。
